我覺得香港最慘就是失去了許多技術，我們是全世界唯一一個將技術貶到這麼低的地方，寫字不值錢，攝影不值錢，與技能有關的全部都不值錢，基本上整個教育體制是無視了所有技能教育。
胡恩威是進念聯合藝術總監暨行政總裁，其他身分還包括編劇、導演、監製和策劃等，他在業界的「牙力」也是建基於全方位的參與性。訪問前看了幾條胡恩威在YouTube上載的影片，對於香港目前許多文化政策和規劃，他都批評得辛辣直接，由西九文化區、九龍城重建，到近日九龍城寨掀起的議題，他都發聲評論。「我修讀建築，我會關注到很多東西其實都影響着我們整個文化生態，很多文化工作者的現況是愈來愈被動的，因為你的資本很大程度決定了你的創意。」
他以戲院政策為例，在八十年代前，戲院被政府列為文娛設施，規定每千名人口就需要有38個戲院座位，政府透過公開拍賣方式批出非工業用地，讓發展商興建戲院。但政府在八十年代之後將該規定刪除，並將戲院改劃為商業及零售設施，戲院座位數量再沒有限制。在八十年代全盛時期，全港的戲院曾超過120間，目前只有63間，僅餘一半。胡恩威很早就意識到，文化需要建立於一個建全的產業上才能健康發展，「租務管制也是，英國佬走之前將條例撤走，結果租金不停加，現在開個書店都變得很難。」
毋庸懷緬昔日光輝
但對於香港的變，胡恩威沒有以一種惋惜或懷緬昔日光輝的心態去對待，他說是因緣際會下參與了幾個八十年代的事件，令他得以撇開情緒，理解是什麼令香港變成現在的模樣；加入進念是其中之一。當年的他仍在就讀中學，「那時進念在銅鑼灣有一個地方，會播一些平時看不到的電影，由林奕華做節目編排。用現在的語言，就好像加入了一個Facebook group，現在按一下掣便做到的事，我們以前卻是要付出時間，成個人親身前去參與。」
進念在1982年創辦，處於香港前途問題的摸索階段，進念以實驗劇場進行辯證，常會碰到政治邊緣和社會禁忌，由《列女傳》（1983）觸發劇本審查開始，已在考驗實驗藝術與管理文化之間的矛盾。「做實驗劇場，很早就接觸到所謂政治議題，但我們或我自己對政治所看到的東西可能與很多人都不同。因為某個程度上，很多人以為表態就等於是政治，表態就等於解決了問題。」
無論是劇場或其他藝術，最大的作用是刺激思考，推動社會整體向前進步，但不一定能提供解決方案。其時，胡恩威的身分不只是劇場的創作者，他的建築背景令他比很多從事藝術的人更加「落地」。1987年香港政府宣佈清拆九龍城寨，他經常帶一些歐洲和日本建築師入城寨考察拍攝，留下紀錄，「這些香港特色當年沒有人講，到現在都是靠一部打打殺殺的片去講。」
荷里活也受港產片影響
從那時他便知道，香港很多文化都欠缺了一個產業體制，令有價值的東西都無法傳承。他曾經替香港影業協會（MPIA）做義工，感受很深，「眼見外國的電影產業都有工業化的意思，香港沒有，所以我們就去推動。」他續說，「你都知道，現在整個荷里活都香港化了，香港化的意思是他們學足香港八、九十年代那一套製作模式、不停地拍續集，現在A24那堆導演，很多都是受港產片影響。」不過胡恩威又忍不住罵，「西九用了500億去硬銷一些跟香港無關的東西，但你看保存香港電影文化的香港電影資料館，連個像樣一點的位置都沒有。」
問此刻仍留在香港文化界的胡恩威，會否對現狀失望，香港又該怎樣繼續發展自己的文化？「我覺得香港最慘就是失去了許多技術，我們是全世界唯一一個將技術貶到這麼低的地方，寫字不值錢，攝影不值錢，與技能有關的全部都不值錢，基本上整個教育體制是無視了所有技能教育。但我們講藝術最重要是技術，我看到很多香港年青人因為未掌握到應有的技術，就要靠外在的東西去支撐自己的想法，因為他們無法對自己產生足夠的信心。」
早在幾年前，進念已在發展藝術科技，比起很多地方都走得更前，「我覺得是有技術才有劇場，所以我們要跟着技術進步。香港做錄像藝術是亞洲最早的，香港應該也是最早做劇場live streaming（直播串流）的地方，2017年做的時候我們還被人挑戰為什麼要做。我們亦很早就開始搞spatial audio（空間音訊），現在人人講immersive experience（沉浸式體驗），spatial audio才普及成一個standard。這些技術其實是基本功力，而我覺得基本功力是很重要。」2023年，進念推行了「賽馬會中華文化藝術科技劇場計劃」，在教育層面推動藝術科技發展。
「這幾年，我還在改編一些古龍的作品，又重新再看金庸、衛斯理等小說；過去香港也出過許多有代表性的攝影師，不只有何藩一人。我們有這麼多文化遺產，我覺得研究香港還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Editor
Inez Ch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