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 ICONS, REINTERPRETED.
張婉婷導演心中的電影 Icon 之一是馬田史高西斯(另一位是黑澤明)，80 年代到紐約讀電影也因為仰慕他。「我自己個性近他，喜歡大都會，喜歡(拍)真嘢。」到紐約讀電影的三年，是張婉婷電影人生最重要的起始。紐約是她移民三部曲的靈感之地，在這裡，她遇上人生伴侶羅啟銳，從此創作路上不再單打獨鬥，同時，她拍下人生中最重要的兩部作品《非法移民》及《秋天的童話》。
她愛的那個紐約，先進與摩登，跟人的窮困、潦倒是共生，與馬田史高西斯《Taxi Driver》拍下頹靡的紐約，幾近重疊，也是她真實流連，紐約唐人街獨有的氣質。「周圍煙霧彌漫，從地底、渠口升上來，色士風一吹起，一個人前路茫茫地走著。就是大都會那種美麗與落魄。」談及紐約，她總是眉飛色舞，像回到最神奇的過去。
「拍下《秋天的童話》，原來我紀錄了那時的紐約:龍蛇混雜，所有人都做著瘋狂的事，開片、小意大利就在我們(唐人街) 旁邊，都是黑手黨。那時我拍的 42 街，有好多妓女、白粉佬。」 如今變成了井然有序、乾淨得不真實的旅客區、迪士尼街。「原來我當時拍下了時代的寫照。」就像她後來的電影作品《玻璃之城》、《宋家皇朝》、《給十九歲的我》等，無一不是紀錄著時代之下人的命運，是如何飄搖，又如何企穩。
小時張婉婷的家境困窮，15 歲已經要賺錢養家、半工讀，據說大學學費也由朋友一份糧支持。直至計劃到紐約讀書，她說根本沒可能交到三年學費，身上只有一張機票及一個學期的學費， 80 年代初一人就膽粗粗來到紐約。「那時讀讀下無錢，就去唐人街找黑工來做。唐人街很細，全部都是非法移民和黑社會，我和他們做朋友，看看有沒有工作介紹。」
張婉婷後來回想那段經歷，深深影響她電影真實的質感，以人物為重心的風格。「不是因為我讀了電影，電影的知識你遲早都識，更重要是那段人生經驗。」她繼續講故仔:「當時放學七點幾，我們經過黑社會盤據的地方，漫不經意地經過，他們會好醒水問，食咗飯未，我說未，他們就會同我、羅啟銳一起食大餐，然後我們就求他們介紹工作。」她明明知道這班黑社會根本不需要兩個留學生工作，但仍樂意介紹兩人去佳麗影視租帶舖工作。
「所有的唐人街的黑社會、阿毛阿嬋都喜歡看香港劇集。1983 年仍是香港影視全盛的黃金時期，全人類也來租香港錄影帶，《大地恩情》、《大內群英》等，人人都想順序一二三集看下去，和我 friend 就留給他，不好的就說，無啊都租出去。他們為了和我做朋友，就開始說自己的故事給我們聽。後來拍下的移民三部曲，都是他們的故事。」張婉婷說《秋天的童話》的船頭尺，人物藍本就是當時在唐人街認識的「皺皮檸」，他會自創「茶煲」、 「yellow cow」等字。「不懂英文但創作很多奇怪的英文，講到流利但沒有人識聽。」他是張婉婷見過，最有趣味的人，他捱過文革，餓到要鋸豬皮、喝豬血。後來抱著西瓜練游水，從內地偷渡到香港，扮行船再跳船來到美國。
唔好咁乖坐係度啦，出去蒲啦，去旺角識下黑社會 一定要把自己open up，打碎所有框框， 不要整天坐在象牙塔。
張婉婷
與其說《秋天的童話》是愛情故事，它更重要的一浸，是人流落異鄉的落魄與相知相惜。就像電影中來紐約讀書的大學生十三妹與在唐人街打工的中年爛佬船頭尺，他們的愛情得以成立，都是因為人在異鄉。張婉婷也深感，自己在這裡留學，打破了從前身在香港的掣肘與框框，與黑社會做朋友，聽他們的故事，移民三部曲裡的小人物，因而有血有肉。「雖然在香港我都沒有框框，但你很難去旺角找個爛佬做朋友。在香港有阿媽，同學嘛。但唐人街無，而你的朋友就只能是非法移民和黑社會了。」
張婉婷在大學教電影，總覺得現在的電影學生，實在缺少人生經驗。所以她常常叫學生，「唔好咁乖坐係度啦，出去蒲啦，去旺角識下黑社會，女同學咪找下妓女傾計囉。一定要把自己 open up，打碎所有框框，不要整天坐在象牙塔。」
2011 年開始，她為英華母校當義工，歷時十年，拍下一班千禧出生女生的成長故事，《給十九歲的我》，回想自己的成長，有著天淵之別。她十五、六歲時，父親去世，所以要擔當一家之主，賺錢養家。那時她倔強，阿媽問她想繼續讀書，還是出來工作。「那時女仔不需要讀這麼多書，你可以出來工作，做舞女又得，做工廠妹又得。我說不要，我想保持一貫的生活質素，我想住同一個地方，在同一間學校讀書。阿媽說:『咁要搵好多錢，要做好多嘢。』因為我排行最大，從那時開始，我變成一家之主。」
「所有我人生路向、價值觀、喜好等，都是自己尋找，沒有人指引我一條路。我的價值觀由自己定，沒有人理。所以很奇怪我的同學，第一次拍拖就嫁人，咀咀就已經要嫁給那人，也不用發生關係。她是不是真的喜歡那人?因為他們的價值觀是阿媽、阿爸 set 下來。以前沒有人管我，所以拍(拖)完一個又拍一個，拍到真的喜歡才會嫁嘛!到現在我仍覺得自己是對的。」自小張婉婷已經獨立特行，懶理主流社會價值或者規範、目光，自己心中有一把尺，過自己想過的生活，任性又浪漫。
電影創作她也如此，《秋天的童話》堅持用當年的「票房毒藥」周潤發，《玻璃之城》她堅持用受人爭議的舒淇。第一部學生作品《非法移民》，是她膽粗粗敲邵氏方逸華的門，爭取到一百萬的投資才成功開拍——這套學生作品為她嬴取金像獎最佳導演。
能堅持十年拍攝《給十九歲的我》，或者也得益於這種個性。紀錄片中，因為重建校舍進度落後，最初設想拍攝的中一女生，未必能如期回到新校舍上課，與最初拍攝原意不符，連校長也思疑拍攝下去的價值，張婉婷反而安慰校長:「有順境、逆境，人生就是高高低低，我要繼續拍下去。」
張婉婷笑說，學校沒有干涉她拍什麼，也從來不知道她在拍什麼。「後來校董會變了，甚至石校長退休後，for a long time大家像忘記我的存在，變了孤兒仔，剩下我繼續做一個樹窿和死物。」紀錄片中，張婉婷自嘲也是其中一個角色，「我是一個樹窿的角色。」樹窿的 VO，即旁白，是一個樹窿的感想。她說自己剪片時，放了咪高峰在旁，她一想到什麼，就錄下來。所以紀錄片很誠實地記下了團體的徬徨、自己的心聲。「因為不知道校長病了，覺得我們被遺棄在學校。從此沒有人記得我們拍戲，突然有一日我說拍完了，叫大家來看，大家都很驚訝，校董會就問，『下，嘜有套咁嘅嘢?』」
她豁達地笑說:「做到紀錄片最高境界，就是(班女生)忘記我們的存在，做回她們自己。」
《給十九歲的我》除了紀錄一班女生成長過程中，面對自身的家庭、情愛、成長困惑與迷失，時代與社會變遷也無一不烙印在她們的故事中，也烙印在每一個香港人的生命中，特別這是香港動蕩的十年。
張婉婷想到自己拍攝的作品，從 80 年代的移民三部曲至今日的《給十九歲的我》，無心插柳之下為時代留下見證。「我不是特別想紀錄時代，初出道時就覺得，每人是獨立個體，不應該受時代影響。海明威說過，每個人都不是孤島，我們都是陸地的一部分。慢慢覺得，是真的。如移民三部曲，最初我只注重人物的寫照，想講船頭尺等非法移民，但正正這些人物長在那個年代，拍下他們，你就能見到那個時代的樣貌。」也因為她很多故事都是取材現實生活，回望原來自己曾經幫過時代見證。「因為時代會變，城市會變，人會死，再不存在，卻在菲林中永遠定格、保留。」如《給十九歲的我》石校長所言，女孩十年的成長，是永恆中的一個片段，正如香港、紐約、中國大陸數十年的時代變遷也如是。
張婉婷的電影作品，也紀錄她與伴侶羅啟銳的創作點滴，與細水長流。在這動蕩的十年中，她最親密的戰友離逝。兩人是最合作無間的電影伙伴，也是成長、共同生活的伴侶。張婉婷常說羅啟銳細膩、品味好，而自己長處看創作的大方向、大框架，兩人的電影觀是如此契合。「創作路上很孤獨，有這樣一個 partner，可以有商有量，你可以相信他的品味。我們一起成長，看事物的目光、態度和角度，從來沒有 out of sync。」
張婉婷總是那個樂觀、氣場愉快、活潑的女子，在《給十九歲的我》，年輕人的命運路向，在 2019 年時紀錄片定格下，並未停頓，也扣連著此城並不明朗的未來。但張婉婷覺得，做人趁年少時承擔多一點，面對動蕩，不安總是好的。「你不要只在溫室中做朵小花，人生總遇到困難、挫折。你從小遇到就更好，能磨練你的性格，令你不脆弱，不會遇到什麼事也大驚小怪。所以這動蕩的十年，對年輕人的成長，只要你性格剛強一點——如果你性格軟弱，可能就有較大的影響。我訪問的那些女仔，你不要見到她們個個小朋友樣，她們都很剛強，面對磨練，反而成長得好快。」
正如她相信，電影行業再沒有從前百花齊放，市場萎縮是現實，沒可能任新導演輕易地嘗試各種天馬行空的題材，或者規模大一點的投資。「對於一個創作者來說，時代越動盪，越有趣。」 眼見年輕導演的創作越來越紮實，發表渠道多樣。張婉婷相信，他們只要保持著自己的聰明才智，創作的初心，不氣餒，終有一日拍到好戲。
Photography: Stephenie Kay
Interview: Ahy Choi
Makeup Artist & Hair Stylist: Deep Choi
Gaffer: Danfo Sze
Photography Assistants: Fai & Kelvin Chow
Wardrobe: Cha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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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
Yu siusi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