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說文化是人類創作和製造的東西，但這只說對了一半，還要包含東西面世之後的各種迴響和互動，才叫文化。一篇文章、一個設計、一幅畫作、一件雕塑、一首樂曲、一段舞蹈等等，都只是作品，而作品給創造出來後所表達的訊息、產生的效應、衍生的交流等，才是文化。
當然，今天對文化之所以能夠有這樣程度的理解，全因自己從事了文化創意工作超過30年。但有一點很奇怪的是，由始至終，我都對文化人這個稱呼很有保留，箇中原因，一方面是一直覺得自己的文化底子薄弱，根本不能以文化人自居，另一方面則和自己過去三十年的工作範圍有關，絕大部分時間都在從事生活方式各個層面的創意報道，而並非正面以文化甚至文學作品為主要的創作。
所以你會明白當年我看到陳冠中寫的一句，「我們不是文化人，只是有文化的文盲。」怦然一聲地烙進心坎裏，覺得說得再正確不過。認識我的朋友都知道，當年我大學畢業投入社會工作的第一份工作，便是陳冠中於1976年創辦的《號外》雜誌，他是我第一個老闆，所以今次有幸能邀約他進行訪談對話，第一個問題便從這一句開始。
Culture vs Counter-Culture
Peter：說真的，讀過你寫的那麼多文章，其中一句讓我印象深刻，至今難忘的，便是「我們不是文化人，只是有文化的文盲。」一直很想了解你背後的意思，你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嗎？
John：這要由當年創辦《號外》的時候遇上同為雜誌主創骨幹胡君毅說起（胡君毅在《號外》集設計、寫作及繪畫漫畫於一身）。現在回想，那絕對是一次奇遇，讓我不禁要問一個問題，當時在香港所謂「有文化」是甚麼意思？
先說說我年青時候接觸的文化，那時喜歡看外國電影、讀台灣文藝小說，還有吸收西方思想知識等。而胡君毅所接觸的卻是另一種文化，修養和路數完全不同。當年胡在紅磡工專畢業後便去行船，擔任 Radio Officer，和那些來自英國的 officers 一起工作和生活，開始以英文為主要溝通語言，而船上生活也是漫長沉悶的，於是胡也開始閱讀一些英文小說、《Playboy》及其他英文媒體。同時他又周遊列國，接觸不同的異國文化，如學會喝威士忌等。
這些都是我從未接觸過的，而胡卻因而培養出屬於自己獨特的一套價值觀及人生觀，充滿幽默態度，是非常日常的生趣，這從他當年在《號外》所畫的漫畫可見一斑。這為我帶來很大的反差，而當我和他提及一些經典文藝小說作品時，他卻坦言從未聽說過，令我想起文盲這個形容詞，有文化的文盲，首先便是要來形容胡君毅的。
另一方面，我創辦《號外》時第一個找來合作的人便是中學同學鄧小宇。小宇當時也看大量的法國電影和聽很多西方音樂，並非流行曲但也非常普及的 singer-songwriter 作品如 Cat Stevens 及 Carly Simon 等，是介乎流行及搖滾之間。他也叫我一起聽，由此又讓我接觸到另一個世界，你可以說是美國文化，但我們不會因為這樣而以知識分子自居，更喜歡以文盲來嘲笑自稱知識分子的人趣味的盲點。不要忘記，小宇還看很多美國的通俗劇，又喜歡留意一些電影裏的小角色，即所謂梅香，便是這種小眾趣味的養成讓我們會以一種笑謔態度面對坊間煞有介事的文化人那種莊重感覺，但我覺得這種反差反而豐富了自己很多。
Peter：提起反差，讓我聯想起在早前另一次訪談中，你提及當年創辦《號外》，多少是受了美國 counter-culture 媒體文化的影響。這令我靈光一閃，忽然明白了這個世界有 culture，便會有 counter-culture。你可以再詳細闡述一下當年為何會有這種思維？
John：要說創辦《號外》的靈感，得從中學及大學時看香港的一些出版物開始講。那時香港有不少週報，像《中國學生週報》、《70年代》雙週刊及《年青人周報》等，他們的讀者是學生和年輕人，有點 counter-culture 味道，當時對我很有影響。到1974年我去波士頓進修，發現原來美國真的有很多 counter-culture 的刊物，除了大家比較熟悉於1960年代開始的《Village Voice》，在波士頓也另有兩份。這類刊物的特色都是寫給同類人看的，讀者都擁有同類的興趣、取向或價值觀，不像雜誌以單一市場趣味定位，它們都令我印象深刻。
現在回看1970年代美國的 counter-culture，其實由來自1960年代一班文青針對1950年代莊重嚴肅的父輩文化的一種反響。例如《New Yorker》影評人 Pauline Kael 便提出了垃圾電影同樣重要的觀點，成為推動類型片以至cult片的重要聲音。還有著名作家 Susan Sontag 主張文化作品不需要解釋那麼多，認為要解釋的話還有甚麼意思等，都試圖在父輩傳統文化框架以外賦予嶄新的文化價值觀。
後來我回到香港，發現之前一些週報都已停刊，便萌生要不自己嘗試辦一份，所以便以帶自嘲的的英文 “The Tabloid” 和中文「號外」這個充滿報紙例外狀態感覺的名字創刊了。開頭5期都以 “The Tabloid” 之名以週刊形式發行，後來因為發行的問題而改為月刊，並把英文名字改為 City。那時發行量雖然不算大，但命中率卻極高，吸引了許多同道中人，紛紛自告奮勇免費幫忙，他們應該是看到《號外》的風格強烈立場鮮明，能夠引領一種嶄新的閱讀感覺。
A Golden Age
Peter：其實來到2020年代的香港，我們也能感受到新一代的 counter-culture。
John︰是的，這是因為香港社會有了新的狀態，自六、七年前開始，到去年加速了。這幾年是見到有另類媒體的出現，例如立場新聞，還有一些小網媒及小雜誌 zine 等，但經濟上如何可以持續發展是一個問題。不過網上媒體除政治議題外還未見到有多樣或更整全的 counter-culture 的，其實不一定只談政治的，也可以是關注文化活動如劇場及漫畫等等。
Peter：你由當年波士頓大學新聞系畢業回來加入英文《星報》擔任記者寫突發新聞，到創辦《號外》撰寫文章，同時涉獵舞台劇及電影劇本，再到踏入21世紀後以寫小說為主，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這些文字創作的樂趣嗎？最後為何會以小說作為主要的創作媒介？
John：開頭在《星報》寫突發新聞並非我喜歡的，我比較喜歡以調查報告的形式寫得深入一點。於是才會萌生創辦《號外》。而因為《號外》亦讓我創作了各種形式的文章，由報道到評論到第一身文章等，字數由數百到二、三千字不等。那時我喜歡找一個題目便去寫，不是第一身也不是報道形式，更像三及第散文的寫法是我最舒服的。
1981年因為要賺外快搵收入而開始寫劇本，但很快便覺得不適合我，因為劇本是非完成產品，還有許多外來因素的修改，有時甚至拍完一場才寫下一場，但卻訓練了我如何講故事、如何打動觀眾。後來發現最希望做的還是寫文章，亦開始試寫四、五千字的可以詳盡一點，其實由一千到幾千字都是我喜歡的。
1998年我在台灣嘗試了以六、七萬字寫了小說《甚麼都沒有發生》，發現這個規模可以把很多東西放進去，所以開始對小說這個模式產生興趣，但也不敢只寫小說，還在想其他的創作事情。到2000年我移居北京，開始寫許多關於香港的文章，同時開始構思一本關於北京的小說，至2009年終於出版了《盛世》，從此決定以小說為主。其實以上這些都是一步一步自己走出來的，我是從來都不知道自己要做甚麼的人，不是當年創辦了《號外》，我至今可能還不知道。
Peter：但似乎踏入21世紀後你的目標已是很明確，便是移居北京，以北京及中國為主題撰寫小說。我在你之前一些訪談裏看到你說，這樣做是因為自己一直搞不懂中國？
John：是的，老實說，沒有人可以讀懂中國，甚至國家領導人都不懂，或起碼大家都不是很懂。所以我會為自己定好目標，然後想方設法搞通它，這個搞懂的過程便會很滿足。現在正構思下一本小說的主題，同樣關於中國，但不一定中國裏面，也可能是有關外地的中國人，其實這需要投放很多時間及精力的，我會把每次設定的新小說當成是最後一個 project 去做，也因此會特別小心選擇題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