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週五的傍晚，巴黎一條靜謐的街道上，窗外的天光已然蒼白黯淡。Jonathan Anderson 在辦公室的大桌前坐定，準備梳理那些構成未來的吉光片羽。他問道：「我們有哪些東西要過目？」

他的設計總監 Alberto Dalla Colletta 神情專注，如同執行一場外科手術，迅速地說明當天高級訂製服的各個決策要點，接着轉向女裝成衣系列的緊急事務。「這就是我們修改過的那件裙子。」他一邊說，一邊迅速翻閱着一疊文件，「這個設計概念越來越完整了，我覺得挺有意思的。」

「背面不錯。」Anderson 明快地說，隨即點頭示意看下一個項目。現年41歲的 Anderson 身材高大、步履不停，頂着一頭亮眼的紅棕色頭髮，說話時帶着愛爾蘭式的渾厚男中音，語調跌宕起伏。他如今正是時尚界權力最大的職位之一——Dior 創意總監——的新任掌舵者。去年，當他的任命消息公佈時，整個時尚產業為之掀起了一陣興奮的漣漪。

當時他即將結束在 Loewe 長達11年的任期。在那段時間裏，他以一種充滿創意的兼容並蓄風格為時尚界注入了新的活力；這種風格橫跨時尚史，並融合了他個人廣泛多元的興趣，為市場帶來一股清新而嶄新的魅力。而令人讚嘆的是，這一切都是在他同時主理着自己創立於倫敦、至今已有十八年歷史的同名品牌 JW Anderson 的情況下完成的。

今年2月，他的高級訂製服首展宛如一場春日的繁花盛放，作品中充滿花朵般的豐盈量感，充分展現並運用了 Dior 工坊精湛而廣泛的專業技術。

「他可以朝任何方向發展——我不覺得他的設計有固定的樣貌。」最早在紅毯上穿著 Anderson 所設計的 Dior 禮服的明星之一，Jennifer Lawrence 說道。「通常你可能會拿到3張草圖，但它們都屬於同一個風格體系。但 Jonathan 給我的感覺，就像是25位不同的設計師，送來了25種截然不同的選擇。他的創作廣度總讓我驚嘆不已。」

Dalla Colletta 略帶歉意地展示下一個項目。「在我看來，這幾個顏色效果不太出彩。這個棕色有點⋯⋯」

「你知道嗎，或許我們可以試試棕色搭配金色的組合，效果可能相當不錯。」Anderson 毫不氣餒地提議道。

「喔，哇。好的。」

「或許會有點怪。」Anderson 說着，把頭偏向一邊。

在辦公室遠端一個壁爐的壁爐架上，放着一個印有“Ulysses by James Joyce”字樣的袋——這是 Anderson 所創作的書封tote袋系列之一；他的書桌上則擺着一台手動打字機和幾支水果形狀的蠟燭。八個裝有輪子的展示板隨意地擺放在房間中央，上面釘着正在進行中的廣告企劃視覺圖。一個假人模特兒身上掛着一件標滿記號的棉布胚衣，兩座衣桿架環繞着桌子。

Anderson 的任命之所以令人興奮，部分原因在於其所伴隨的高風險挑戰：他是自 Christian Dior 先生本人以來，首位同時執掌品牌所有時裝線——女裝、男裝、高級訂製服，乃至袋款與鞋履的設計師。在如今這家巴黎規模數一數二的時裝屋，這意味着一年要推出10個責任重大的系列。會議的進行有如一首複音對位曲，節奏快如電光石火。

「然後這是根據你給的另一個參考資料，我們打算試着用修剪所有流蘇的方式來製作這塊提花面料。」Dalla Colletta 說。

Anderson 用手猛地抓了一把頭髮，雙眼緊盯着那頁紙。他工作時的常態，就像一個在鄉村醫院手術室外焦急等待醫生帶着消息出現的男人。一如往常，他的左手肘邊散落著一堆個人物品，彷彿剛把整個袋的東西都倒在桌上：一部 iPhone、一個咖啡杯、一瓶 Evian 礦泉水、一個耳機盒、一盒 Tic Tac 喉糖、一盒香菸、一把小捲尺，還有一個亮綠色的拉鍊零錢包，上面寫着“Dumb as a Dream”（如夢般傻氣）——這是 Loewe 與藝術家 Richard Hawkins 的合作款。

「不錯，」他終於開口，然後更仔細地端詳。「不過這裏的顏色就不太好。」

Dalla Colletta 又給他看了兩頁，接着 Anderson 便衝出房間，趕赴下一場會議。

「跟 Jonathan 開會，一小時的內容十分鐘就搞定。」Dalla Colletta 一邊微笑說着，一邊收拾文件準備離開。

Anderson 為 Dior 操刀的首場女裝展在杜樂麗花園舉行，數月來一直是巴黎最受矚目的焦點。開騷前的一小時，湧動的人群從公園一路溢出到協和廣場。有些旁觀者穿著奇裝異服，其餘的人則舉着牌子，為每一位經過安保開闢路徑的明星尖叫——Jennifer Lawrence、Sabrina Carpenter、Anya Taylor-Joy、Jisoo、Jimin、Robert Pattinson、Johnny Depp 等人悉數亮相。

在一座搭建於杜樂麗花園八角形噴泉之上的巨大棕褐色建築內部，電影導演 Luca Guadagnino 和他的美術指導 Stefano Baisi 創造了一個低矮天花板的藝廊空間。斑駁的灰色牆壁上飾有層疊的義大利現代主義飾條，方正的木凳被佈置成座位。「我們想創造一個幾乎像博物館一樣的空間。」Guadagnino 說。他與 Anderson 在15年前相識，並在他最近的三部電影中與其合作服裝設計。

當燈光暗轉為全黑，紀錄片導演 Adam Curtis 製作的一部蒙太奇短片被投影在三角形窗格上。“Do You Dare Enter the House of Dior?”（你敢進入 Dior 之家嗎？）字卡浮現，隨後的畫面將 Dior 78 年歷史的影像資料轉化為一部恐怖片。接着燈光再度亮起，彷彿剛從一場不安的夢境中醒來，Anderson 的首個女裝系列隨之登場。

系列中出現了經過褶襉處理的扭曲織物、剪裁縮短的粗花呢裙裝，以及織成詭異鋸齒狀圖案的喱士。還有對 Dior 著名的 bar jacket 的變奏，以及對其裙裝輪廓的俏皮顛覆。憑藉其圍兜式前襟、翻領、蝴蝶領結和濃郁而冷峻的格紋，暗示了溫文爾雅的20世紀中期的時尚概念。但其奇特的體積感、垂直收緊的比例，以及突兀驚人的截短設計——彷彿是將完整的形狀做好後，再像修剪香草一樣，剪至其生長的根部——賦予了這種傳統主義一種極致而又隱約帶有乖張鋒芒的特質。

最引人注目的是，這些造型呼應了 Anderson 在6月首個男裝系列中引入的設計語彙，該系列包含了受女裝啟發的元素，例如一條具有巨大體積、幾乎像臀墊（bustle-like）的工裝短褲。公司董事長兼執行長 Delphine Arnault 告訴我，能夠不僅僅是並行，而是同步設計男女裝系列，從而創造出“Dior couple”這一全新實體的潛力，正是他當初爭取如此非比尋常的全面掌控權時的核心訴求。

「這是一種現代的願景：你可以看到這些造型在男性和女性身上呈現出一種互換性。」她說。這也是 Anderson 從他早期在自己品牌擔任設計師時就一直追求的願景。早在2013年，他曾因在男裝系列中引入一條帶有荷葉邊褲腳、輪廓如迷你裙的短褲而引起轟動。

演員、卡巴萊藝術家兼跨性別權益倡議者 Justin Vivian Bond 形容 Anderson 是「真正彌合男女裝系列之間鴻溝的首批設計師之一——他總會在女裝展裏安排一兩個男模，反之亦然，這點很能引起我的共鳴。我不覺得這很刻意：這既合乎邏輯又充滿趣味。」Bond 在20多年前第一次見到 Anderson，當時 Rufus Wainwright 帶Anderson 去看了 Bond 在倫敦的一場演出。「他為我做了一頂帶羽毛的針織帽、一條人造貂皮披肩，還有一個超讚的頭飾，上面有網格，網子裏還捕捉了蒼蠅——這些都非常早期 Jonathan 的風格。」

後來，Anderson 邀請 Bond 在他倫敦時裝學院的畢業展上表演；自那以後，兩人便一直合作至今，最近的一次是一齣名為《Complications in Sue》的歌劇（由 Anderson 設計服裝）。「儘管他的作品嚴肅而充滿張力，但他那種奇思妙想的趣味感從未消失，」Bond 說，「這正是讓他的作品無窮有趣、並讓他得以不斷進化的部分原因。」

Jonathan Anderson 最喜歡的詞之一——也是他用來表達讚美時最先想到的詞——是「激進」（radical）。「激進不一定要喧鬧，激進有時僅僅關乎於努力找出何為新事物的過程。」有一天他告訴我，「而對 Dior 來說的新事物，與對 Loewe 來說的新事物是不同的。」

雖然 Loewe 是 LVMH 時尚版圖中歷史最悠久的品牌，但在其大部分的歷史中，它只是一家西班牙皮革製品公司，以其製作手袋的工藝精神聞名，並在服裝領域緩步嘗試。Anderson 帶來的不僅是活力，更從根本上建立了大眾對 Loewe 風格的認知。「Loewe 當時需要一種時尚語言。」他說。「Dior 並不需要時尚語言！但它需要手袋的結構感。它需要一個完整的世界觀。」Anderson 的激進之舉，在於協調出嶄新的並置關係，一種「此物」與「彼物」之間的新型關係。

要在保留過去遺產的同時以這種方式進化，需要對過去具備某種特定的態度。很少有時裝展會以一段恐怖短片開場。Anderson 正試圖以戲謔的方式，傳達接手這家歷史悠久的巴黎高級訂製時裝屋所承擔的可怕重擔。Dior 歷任的創意總監從創造戰後 New Look 的 Christian Dior 本人，到 Yves Saint Laurent、John Galliano 以及無數前輩：這是一個令人心生畏懼的萬神殿。

「我從未承受過如此巨大的壓力。」他解釋道，「而且這壓力並非來自於我自己，或來自品牌。它來自於當下每個人都覺得時尚需要被拯救的那種氛圍。我覺得那是一種奇怪的烏托邦（想法）。我認為那部影片是一種讓觀眾體會我處境的方式。」

對 Anderson 而言，大部分工作都充滿了掙扎與驅動力。他的父親 Willie 曾是愛爾蘭國家橄欖球隊的隊長。（Guadagnino 提到：「對 Jonathan 來說，標誌性元素之一就是橄欖球運動衫——他帶着這個元素穿梭於不同時代與品牌間的方式非常迷人。」）Anderson 將父親視為意志的化身。「我父親出身於乳牛牧場，他在 18 到 20 歲之間才很晚地決定要成為一名橄欖球員。他在橄欖球尚未職業化的年代打球：如果你贏了一場比賽，能得到一英鎊。」他的哥哥 Thomas 同樣也是一名橄欖球員。「看着我哥哥和我父親之間的關係——那種競爭性——我總是心想，感謝上帝我沒去打橄欖球！」他驚呼道。然而，在北愛爾蘭的小鎮 Magherafelt 長大，並經歷過第一志願服裝學校的落選，他其實承襲了類似的心理特質。

「我一生始終以一個劣勢者（underdog）的姿態行事，如果我沒有處於劣勢的感覺，我就會為自己建構一個環境，讓自己感覺必須去證明些甚麼。」Anderson 說（他曾向我開玩笑說，他不看心理醫生，因為他是透過與記者交談來解決自己的問題）。Dior 的創意總監之位並非大眾眼中的“underdog”，但 Anderson 覺得自己正與那些前輩進行一場處於劣勢的競爭。「有這麼多受人愛戴的設計師曾擔任此職，而人們總會熱愛屬於他們那個時代的設計師，像 John Galliano 這樣的人，他在 Dior 取得的成就是天才級的：他打破了常規。但那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時期。」

Anderson 在時尚界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倫敦Bond Street的 Prada 店鋪，在Manuela Pavesi 手下擔任櫥窗造型助理。「我完全被她迷住了——不論是她的個性，還是她在櫥窗銷售產品過程中運用心理學的方式，我記得有一天，Prada 正在推廣機器人系列，櫥窗裏只有一個簡單的模特兒和一個手袋。我說：『這很有趣！』她卻說：『我不喜歡！』接着她突然把產品撒進櫥窗——手袋，還有 50 個機器人。當我走到外面看時，我心想，喔。那是一種產品的飽和感。」這種兼容並蓄的風格不知怎地融合成了一個有趣的整體。「她的服裝搭配總有一種一絲不苟的矛盾感——用睡衣搭配鱷魚皮大衣。」他說，「我對她感到畏懼，卻又徹底着迷：你怎麼能擁有那樣的思維？」

當 Anderson 自立門戶並獲得成功後，他因類似的折衷主義而受到認可，同時也因為他能透過描述和造型傳遞願景，讓他的作品價值在生意人、明星以及其他塑造市場的人士面前顯而易見。「他非常善於展示。」Delphine Arnault 說。Anderson 再次將此歸功於他的成長背景，「無論一個人多麼位高權重、出名或富有，總有一種感性的方式可以從他們的角度去理解問題——這是我從父母那裏學到的。」Anderson 表示，他至今仍會先向父母尋求「如何待人處事」的建議。

眾所周知，與其說是機會追逐他，不如說是他更積極地追逐機會。20歲時，還在 Prada 工作的他，以撿來的廢棄物製作胸針，並成功讓自己登上了《i-D》雜誌。他講述過一個故事，說 Delphine Arnault 曾在某天早上7點左右突然打電話給他，表達對他作品的興趣——「我記得我努力假裝自己是醒着的，這總是很不容易，要假裝你的聲音是清醒的，而它其實還沒醒」——但 Arnault 記得他們早在一年前就在倫敦的一個展覽上初次見面了。2013年，也就是 LVMH 投資 JW Anderson 的那一年，有人問他是否能推薦人選來領導急需創意總監的 Loewe。據 LVMH 時尚部門當時的負責人回憶，Anderson 推薦了他自己。到了這十年的初期，他開始爭取新的任務。「他開始跟我談論未來，以及我們在集團內可以給他哪些新項目。」Arnault 回憶道。當前任創意總監 Maria Grazia Chiuri 離開 Dior（她現在在 Fendi）時，Anderson 提議由他同時執掌男裝、女裝和高級訂製服。

那時，Anderson 在 Loewe 的作品已成為一種現象。在該品牌的前七年，他專注於工藝——以現代、優雅且注重輪廓的方式，重新詮釋這個卓越品牌的 savoir faire。接着，在疫情期間，他經歷了一次蛻變，轉向一種更狂野、更富童趣、更公開的折衷主義概念。那是個充滿閃爍胸甲、數字像素化布料、會長出活草的大衣、米妮老鼠高跟鞋、氣球鞋跟，以及受 William Sartorius 繪畫啟發的巨大草莓的時代。（他還為與之長期合作的 Uniqlo，設計了一個靈感來自 Beatrix Potter 的系列。）

「他在 Loewe 所做的一切是開創性的。那不僅僅是一次品牌革新；在文化上也是一場革新。」Lawrence 回憶道，「他是一位真正強大的藝術家，以一種非常具體、細膩入微的方式吸收文化。」

Anderson 研究並收藏各類藝術品，從 Flemish Masters 到 Anthea Hamilton 都在其列；在倫敦，他擔任 Victoria & Albert 博物館的董事。有一段時間，他對建築深感興趣，而對陶瓷則擁有一種終身的熱愛。他在疫情後開始在收藏中培養出一種風格——更加明亮且在某種程度上更為簡約——這似乎為他提供了一種正面回應這些興趣的新方式。

「那種將藝術與時尚結合的方式，對 Jonathan 來說是根深蒂固的。」Josh O’Connor 表示，他從 2017 年開始擔任 Loewe 的品牌大使。「我認為創作出這些令人驚嘆的騷，然後看到人們對他的讚譽，給了他越來越多的自信。」Anderson 的痴迷具有傳染性：祖母曾是陶瓷家的 O’Connor 也受其影響產生共鳴。「我記得有天晚上去 Jonathan 家吃晚飯，看到那一堆驚人的收藏——他的陶瓷收藏簡直是魔術！他有 Sara Flynn 的作品，那是我非常崇拜的一位 Irish 陶瓷家。他有 Lucie Rie。他還有一大堆 Ian Godfrey 的收藏。」他說。Anderson 將這份熱情的萌芽歸功於他的外祖父，他曾在北愛爾蘭的 Antrim 郡一家名為 Samuel Lamont & Sons 的紡織公司工作。「他曾是我們家族中的創意擔當。」Anderson 說，「身為孩子，你身邊總是圍繞着許多風格超前的瓷器。」

如今，Anderson 的許多友誼與關係都以藝術為中心。近來，他一直與加泰隆尼亞藝術家 Pol Anglada 交往，兩人曾在 JW Anderson 合作過。「在任何人的私生活中，當你從事這樣的工作時，確實很難。」他告訴我。「我父親在世界盃工作時，我就在父母身上看到了這一點。當你離開又回來，你們必須重新發現彼此。隨着年齡增長，你會懂得如果你想保護這段關係，就必須擠出時間。因為放手很容易——你必須建立一套機制。」

此外，這段日子他的興趣通常隨着職業緊迫感而起伏。「目前，每週都有 look book 要出。每週都有廣告。你一整天的大部分時間都在挖掘點子。」接着，他彷彿覺得這種描述沒能捕捉到其中的刺激感，又補充道：「但這也是一種強迫症——一位藝術家、一個人或一件古着作品，都可能啟發整個系列。」

12月的一個早晨，我約 Anderson 在 Musée d’Orsay 見面，他正順道參觀英國畫家 Bridget Riley 的大型作品展，他本人收藏了她 1988 年的畫作《Daphne》。Anderson 遲到了，他說他從不提前看日程表，也不會為下一輪會議預先規劃，因為擔心自己會反過頭來懷疑這些行程是否值得。不出所料，他總是處於趕進度的狀態，看起來有些疲倦。

「我這輩子從未如此期待過聖誕節——而我並不是個熱衷聖誕節的人，」他細數着目前的項目，既是說給我聽也是說給自己聽。「我們還有最後一場高訂的試裝、一場男裝和一場女裝。還有 cruise 系列的發布，然後我們剛剛把 pre-fall 和 Riviera 系列推向市場。這季總是最難熬的，因為時間太短了。」他露出一抹帶點苦澀的微笑——「但還是要保持積極！」——隨後大步穿過博物館那挑高的拱頂大廳。

Anderson 告訴我，他很欽佩 Riley 在作品中將事物簡化至精髓的能力。「就像是，你有信心走到底。」他說，「在偉大的印度繪畫中，你可以發現這一點。甚至在 Rembrandt 的畫作中也是——他們知道何時該停筆。這會引發你的大腦去思考更多關於你為何站在它面前的原因。」

一直跟隨着我們的展覽策展人 Nicolas Gausserand 指向牆壁的顏色：白色。現年 90 多歲的 Riley 堅持打破博物館傳統，認為 Seurat 的作品在白牆背景下會更出色。

「這讓白色顯得更白了。」Anderson 點頭說，「這太激進了。」他在展廳做了最後一輪巡視，然後衝向出口。「你得迅速走來啟動大腦。」我們離開博物館時他解釋道，「如果待太久，我就看不出聯繫了。我想是因為我外祖父的關係，我總是有這種想法：如何在舊事物中發現新意？就是讓它與現今發生的事物產生對話。」

我們鑽進河畔一家老舊木裝潢餐廳 Le Voltaire 的雅座吃午餐——這並非原定計劃，但因進度落後，行程就像 Anderson 經常遇到的情況一樣，被隨機重組了。服務生端來一盤盤紅蘿蔔、salami、麵包和奶油。Anderson 點了一份菲力牛排，要求 medium-well（七分熟）。

「七分熟需要 30 分鐘。」服務生回覆道，口吻帶着一種隱晦的異議。

「那或許改 medium（五分熟）吧，」Anderson 說，「再來點薯條——盡興點。」

「D’accord（好的）。」服務生面無表情地低聲點頭回應。